为红土地上的“当代焦禄裕”立传——读《燕啄红土地》

2022-09-16 09:46:55 [来源:湖南日报] [编辑:唐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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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罗生

在反映目前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扶贫攻坚这场大决战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紧密配合、倾心投入,奉献了众多影响广泛的精品力作。其中张雄文的《燕啄红土地——时代楷模黄诗燕》,是他继《雪峰山的黎明》后又一代表作之一。

与以往相比,该书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一是题材内容的进一步开拓。我国扶贫攻坚的重点与主战场,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贫困县,我们的文学似乎也应更多关注于此。可喜的是,近期创作表现出越来越向这方面转变的趋向。就湖南而言,除《沧桑大爱》与《大风起平江》等外,张雄文的《燕啄红土地》是又一明证。

《燕啄红土地》所写的炎陵县,不但是“红土地”上的革命老区,而且属于国家认定的罗霄山连片特困区中的深度贫困县之一。炎陵县一方面是朱毛红军起家的革命圣地,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陵寝之地,同时,还是生态宝地与宜居之地。因此,面对“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尴尬处境,每个共产党人尤其是主政的县委书记,就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挑战与肩负更重的责任。正是如此,该书不但揭示了被誉为“当代焦裕禄”的炎陵原县委书记——黄诗燕的生活与工作背景,而且也凸显了其特殊的题材意义。

二是叙事形式的进一步创新。作品不但体现了“扶贫文学”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综合”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而且在“人”方面,它更注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描写。回顾以往可知,其“扶贫”创作大多是放眼全国、注重整体的“宏观综合”,如《中国贫困警示录》《乡村国是》等即是如此。此后,又逐步过渡为或整体、或以点带面地反映一省全貌,如《金青稞》等就从整体上较全面地“报告”了西藏等地的扶贫攻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作品较集中地描写了有关英模典型。而《燕啄红土地》,则将叙事对象(范围)由“省”落实到了“县”,而且将“县”之整体与“人”之典型融为一体,在反映全县“脱贫”过程的同时,再现了黄诗燕这一时代典型。

具体来说,作品先写了他和焦禄裕一样,因始终带病拼搏,最后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然后,按时间、分门类,以大量典型事例,详写了他在炎陵当书记的9年中,继承红色基因,发扬炎帝精神,勇于担当、忘我工作,从而使炎陵成功“脱贫”的感人事迹。其中写到,他做到了如他所说的“五种人”和“两严”“三管”,即:做正派的人、扎实干事的人、为民造福的人、团结共事的人与勤政廉政的人;严格执行廉政规定,严格履行廉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管好自己的嘴巴和手脚,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得的不得,不该去的(地方)不去——总之,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在精准扶贫方面,他不但提出了“六看法”“五心”与“四个一”原则等,而且事必躬亲、狠抓落实,创新工农业、发展旅游业、挖掘红色文化,解决住房难、交通难,为炎陵黄桃写广告词并“站台”推介,和最典型的贫困户结亲,主动上网与群众交流,当引进人才与项目的“最贴心服务员”,等等。

三是乡土文化与地域特色的鲜明体现。即“扶贫文学”所写的“老、少、边、穷”之地,一方面因山高路险、交通闭塞而贫困落后,另一方面,又生态良好、风景优美,资源丰富但又未能开发。因此,表现其“扶贫攻坚”,不但要写到通路、通水、通电或易地搬迁,而且涉及资源利用与旅游开发等。正是如此,它们一般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一点,在张雄文的创作中表现更为突出。他所写的炎陵,不但是风光旖旎的生态旅游胜地,而且蕴藏着丰富的传统、红色文化等方面的资源,加之其饱满的主体情感与家国大爱,因而其作品不但地域特色更鲜明,尤其是乡土文化的氛围更浓郁。如《燕啄红土地》虽重点写黄诗燕,但围绕他的农民本色、勤政担当与牺牲精神等,也浓墨重彩地写了“炎陵文化”与“炎陵现象”,和“炎陵黄桃”“酃县白鹅”等特色产业,以及红军精神与红军标语博物馆。

总之,《燕啄红土地》虽还可在写法上进一步拓展,譬如让“叙事”服从“写人”等,但它毕竟讲述了扶贫攻坚中的“新”故事,发掘了红土地上的“新”资源,尤其是提供了又一新的时代楷模——“当代焦禄裕”黄诗燕,因而是极有意义而应珍视之作。

(《燕啄红土地》,张雄文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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