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力
风景散文算是一种旧式文体，在古代和现代的创作史上，均有不凡的成绩，体式亦极精致。今天似乎变了模样。多年前，汪曾祺先生对我讲，某刊向他约稿，先做声明：不要写景之文。这是很奇怪的。其实，既能写景，鉴观和欣赏山水必得在先，必得有一定的识见与趣味，故不该将这件事看浅了。
作家写的风景，不离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这两个方面。
先说摹状自然景观。不妨借用郁达夫“细、真、清”三个字。这样讲，只因现今的创作中常有“粗、假、浊”的东西入我们的眼睛。写景是一大功夫。“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其实是不易办到的。或偏于工笔，或偏于写意，只是技法的不同，只要笔墨到家，都好。
歌咏自然是人类的天性。每入山水风光，不禁欢悦叹赏，固性之所近。观览景物的方式，古今没有过大分别，文学表现上的差异却如此大，单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较难做出解释，社会学或可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
从游牧时代对于草原、河流的崇拜，到农耕时代对于土地、山林的仰赖；从工业时代对于城市、厂区的依凭，到后工业时代对于虚拟世界、遥远太空的神往，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三方面启示。一是随着生活形态对土地依存度的疏离，人类向自然景观所表达的精神敬意和情感眷恋，呈现着逐渐弱化的趋势。感知风景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异，转换到文学世界中，风景的物质意义正在被精神意义替代，成为审美活动中欣赏与研究的对象。二是城乡人口的频繁迁徙已成社会常态，固守一方乡土的传统生活正被改变，农事歌咏更像是都市男女调适情绪的灵魂补剂，田园美景也就不再为多数人所取材。三是科技时代的行游方式，使今人在大地和天空的移动频次与速率更密更迅，途程上的种种阻限被打破，履迹的广远、眼界的开阔，已非徐霞客时代所能比方。
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改变，并没有促成风景散文高峰的到来，大众化出行也未拉近同大自然的心理距离。在人们的意识里，形成一个悖论：今人同风景离得这样近，而同自然美离得那样远。
风景写作应是对自然元素的文学化重构，旨在创造一种心灵的景致。今人的写景，减掉了这番“酵化”程序，过眼景物，不论写得细还是写得粗，因缺少心灵的体贴，便消损了感性和理性的力量，难免是“死”的。无生命的文字，失去的是山水的魂魄，或说是风景之真。阅读这样的写景语句，无味那是当然的。
描摹自然风光，关注的乃是人类的心灵。情见乎辞，依我的浅识，虽不必“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周作人《杂拌儿·跋》），身临道不尽的胜境，以景述情、缘情叙景的手法总还是要有的。借文章言志、寄慨、托意，可单纯，可扬厉，必以不续弹前人旧调为上。
理想的文字，固然要写出对于风景的记忆，更要写出对于风景的回味。前者偏重客观性，物象的方位形态、场景的空间格局等，考验着观察力。后者偏重主观性，强调感性，尊仰诗意，追求心灵化，检视着审美力。自然美和人情美应是深度融谐的，缺失任何一方，空白也就留在那里了。
后说摹状人文景观。所涉物事更多，可说笔墨无所不至。我曾在一篇旧文里说过：山水不孤，笔之所触，其实是大可以宽泛的，除却自然之景，还无妨记人事、叙掌故、谈饮食，岁时风物、祭典礼仪、歌舞乐调皆可附丽，宗教和建筑的学问亦时常旁及。这比绘草木之姿、描花鸟之容、摹虫鱼之状、记瓜果之香，并不省力。少了这些，可说笔下无识。
汪曾祺尝谓，要“跳”出风景去写，意思已很明白。铺纸，不能涉笔成趣，捧读就如喝寡味之汤。现代散文家在这上面尤有作为，多能随物宛转，曲折尽情。《湘行散记》和《湘西》那样的长篇记历，将民俗乡风的真实勾绘与充满神性想象的历史叙述相交融；《浙东景物纪略》那样的屐旅笔记，把史传逸闻和山光水色相调和，画似的美而又诗似的醇。风景映现的总是人的视角，是“个人”的，而非“人人”的，这才产生了沈从文的湘西、郁达夫的浙东。
今人因阅历、经验、学养和功力的亏缺，面对风景中的政治、社会、民族和文化诸要素，缺少驾驭能力，落笔亦极勉强。补救之道，无妨是陆放翁“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的老话。用心改善学习，学问做好了，感受景物的程度自能深些。
（《一路风雅：经典里的山河》，马力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序言,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