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国家流行这样的说法：埃及人写书、黎巴嫩人出书、伊拉克人读书。虽然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绝对，但不难看出，书籍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是他们重要的精神食粮。
最早的图书馆
世界上最早的几个图书馆都出现在中东地区。在今天伊拉克境内尼尼微古迹的一块泥板上，亚述国王巴尼拔自我描述道：“我，亚述巴尼拔，受到纳布智慧神的启发，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和尊严。”巴尼拔在古都尼尼微修建了著名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藏书门类齐全，包括文学、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及占星学等各类著作，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所知的全部知识。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藏书宝库，被誉为“人类文明世界的太阳”，鼎盛时期，图书馆藏书达70多万卷，仅图书目录就多达120卷。公元前3世纪前后，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托勒密一世试图把亚历山大港打造成当时世界的“学术中心”，于是建立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其建馆目的是“收集全世界的书”，实现“世界知识总汇”。
可惜的是，这座当时“世界最璀璨的智慧明珠”后来遭遇火灾，图书被火焰吞噬殆尽。2002年，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埃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一个崭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矗立在风光旖旎的地中海边，古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凤凰涅槃，得以重生。新馆建成后得到许多国家的图书捐赠，中国政府捐赠了《中国通史》《中国药物大全》《二十四史》等典籍556套，丰富了馆藏内存。如今，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中东和非洲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笔者曾数次赴这座被埃及人自豪地称为“人类知识灯塔和文明交汇处”的图书馆采访，那里的阅览室常常座无虚席，即使疫情期间也不例外。
“读书的伊拉克人”
虽然严格说来，巴尼拔图书馆和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并不是阿拉伯人建立的，但这些图书馆建在今天阿拉伯人生活的土地上，这也让阿拉伯人引以为荣。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中东长期动荡难宁，有些国家更是冲突频仍、硝烟弥漫。然而，动荡和战火并没有阻止阿拉伯人读书的兴致。《烽火守书人》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而有力的例证。这部由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萨德·伊斯康德撰写的日记，感动了无数读书人。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伊斯康德毅然决定结束异国他乡的生活返回巴格达，就任伊拉克国家图书暨档案馆馆长一职。他冒着爆炸、枪击和遭到绑架的危险，守卫着书籍、守卫着伊拉克文化。《烽火守书人》中记载，2006年，图书馆共有4人遇刺身亡，2人被绑架，58人收到死亡威胁。2007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名图书馆职员死于非命。即使这样，伊斯康德依然没有被吓倒。同样，图书馆的读者也没有停止借阅，据记录，这一年的7月，伊拉克国家图书馆共接待了503位读者。伊斯康德烽火守书人团队与读者一起，构筑了一道战乱时期依然渴求知识的动人风景，这也是对“伊拉克人读书”说法的生动诠释。
对此，笔者在伊拉克采访时有着深刻的体会。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老城区，以10世纪阿拉伯大诗人名字命名的穆塔纳比大街上，坐落着伊拉克历史上最古老的书店。这里新旧书铺鳞次栉比，文化咖啡馆随处可见，既是知识分子淘书的好去处，也是文人墨客聚晤的精神“栖息地”，被誉为巴格达的“文学中心”和“文化灯塔”。
伊拉克朋友告诉我，如果说，穆塔纳比大街一带像法国巴黎的“左岸”，那么，始建于1917年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谢哈班达”咖啡馆，则相当于巴黎圣日尔曼大道上雨果、海明威、萨特、毕加索等文化名人钟爱的“花神咖啡馆”。然而，2007年3月，“谢哈班达”咖啡馆门前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包括店主阿里的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在内的26人丧生，咖啡馆及附近的大半条街瞬间被夷为平地，阿里本人当时也被埋在废墟下面，不省人事。
阿里被救出来后重建了曾祖父留下来的这家咖啡馆，并按历史原貌进行了精心装饰，力图挽回“谢哈班达”曾经的辉煌。他说：“自打建馆起，这里就是历代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时常会面的地方，我要保持这一传统，让咖啡馆重现名人荟萃的盛况。”阿里在咖啡馆的墙上贴满了伊拉克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政治家等光顾这里的珍贵照片。他还把被爆炸夺去生命的孩子们的照片醒目地挂在咖啡馆柜台后方。他每天挺直了腰板端坐店内，目光中多了几许悲恸和沧桑。新的“谢哈班达”咖啡馆开张后，常有文化名人来到这里，喝咖啡，侃文化，寻觅写作灵感，而近在咫尺的新旧书店里，大量书虫不知疲倦地徜徉流连。一时间，伊拉克选书、购书和读书的风气更浓了。
伊拉克政府也在有意“擦亮”穆塔纳比大街这张“文化名片”。伊拉克《晨报》报道说，2021年12月，首都巴格达隆重庆祝其图书贸易的历史中心穆塔纳比大街完成翻新，在巴格达市政府组织的穆塔纳比街修葺竣工典礼庆祝仪式上，五彩斑斓的烟花照亮了巴格达的天空。当地媒体称，穆塔纳比大街的新面貌与图书、画廊、艺术展览和文化节日相伴而生，这反映了“一场新兴的文化复兴，也让人想起巴格达被视为阿拉伯世界文化之都的黄金时代”。
“出书的黎巴嫩人”
黎巴嫩是一个人口不足700万、面积仅1万平方公里挂零的小国，但它的出版业却十分发达。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数字未来”出版公司总裁哈提卜告诉笔者，在黎巴嫩，最多时，全国约有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出版公司，现在依然活跃的仍有数百家，全国从事出版业的人员达数万人。这也是令包括哈提卜在内的所有黎巴嫩人深感自豪之处。因为黎巴嫩社会自由，文化气息浓郁，出版发行图书的环境宽松，所以它的出版业遥遥领先于其他阿拉伯国家。黎巴嫩每年约出版8000种图书，其中新书3000多种。一直以来，由贝鲁特出版的文学图书在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颇有名气，深得好评，而且销量可观。笔者在开罗的大小书店总能看到黎巴嫩出版的文学作品。一本本图书设计精美、装帧考究，常常让人眼前一亮，顿时产生购买的冲动。
哈提卜送给记者一套他所在出版公司刚出炉的新书《医学植物大百科全书》，该书为五卷本，硬精装，印制得极为精致，每一卷都做成不同的颜色，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未来”出版公司还坚持不懈地出版中国的优秀图书，迄今已出版发行的中国书籍达200多种，累计超过100万册。为此，哈提卜还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
“写书的埃及人”
与“伊拉克人读书、黎巴嫩人出书”形成对比的，是“埃及人写书”。作为人类古代文明的摇篮和重要诞生地之一，埃及是世界文化第一缕阳光升起、照拂的地方，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古埃及人民用智慧孕育了璀璨夺目的古代文明。
以擅长创作富于人性化的传记而享誉世界文坛的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1881—1948)，在他的《尼罗河：生命之河》一书中这样写道：“埃及人的文字，与在石头上书写的苏美尔人的文字相比，与亚述人的楔形文字相比，都要漂亮得多。自从尼罗河的河泥在埃及人手指间流失之后，他们就用尖笔蒲草书写，其实就是用刷子在写，先在调色板和陶罐里调成黑红两色，写到木头刻字板上，然后再写在纸莎草纸上。”路德维希还写道：“作为官员，文书的势力强大并且享有很高的名誉，就像古王国时代中的王公们一样。当然，这里与世界各地一样，文书的对立面是士兵，不过只有在埃及，笔杆子比枪杆子的势力更强，因为这个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动笔的民族，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好战的民族。”
这些话堪称“真知灼见”，深刻把握了古埃及人的性格特点，凸显语言文字和写作在他们生活及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主导作用。直到今天，埃及仍然是阿拉伯世界、中东和非洲地区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特别是埃及人擅长写书的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甚至埃及还诞生过迄今为止，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马哈福兹被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文坛巨擘”“小说家之父”，他才华横溢，文笔精湛，终生笔耕不辍，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实在埃及，没有马哈福兹那样赫赫有名但著作等身的作家大有人在。
除了写书，埃及人同样喜欢读书。在今年2月份举行的第53届开罗国际书展上，来自50多个国家的1063家出版机构展出了上千万册图书，无论图书零售额还是批发销量均超过去年。据当地媒体报道，统计显示，开幕式当天就吸引了96000人入场。而书展第一星期过后，已有53万人现场参观展览，同时，通过书展专设网络平台的线上参展者则高达上亿之众。
一年一度的开罗国际书展始于1969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书展，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书展之一，也是全球阿拉伯语图书的重要展销场所。笔者注意到，书展上的图书90%以上都是阿拉伯语的，其中，有关埃及历史、地理、文化、文学、考古等方面的书籍琳琅满目，并颇受读者欢迎。在开罗供电局工作的法伍齐，抱着刚买的一摞图书兴奋地告诉笔者，他很喜欢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的作品，以前都是从图书馆借阅，这次趁着打折，一口气买了好几部大部头，以后可以慢慢地阅读。
书展期间，举行了多场有关埃及古文明、近现代文学、文化交流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和学术研讨会。本届书展还启动了与古埃及文明有关的一个数字图书项目，人们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在线订购书展上的部分图书。此外，书展使用了多项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儿童可以通过全息眼镜阅读童话故事，享受沉浸式的阅读乐趣，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作者：黄培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