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荣
《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于2023年12月18日在湖南美术馆开展了。长120米、高1.8米的《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恢弘大气地展现眼前，让人耳目一新，豪情满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委托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南当代中国画创作院院长康移风领衔，携邹力农、刘苏斌、吴金球、秦晓、陈正泉组成的团队创作湖南史前文明国画图卷。
将湖南人类远古遗迹的史前文明成果用国画的长卷方式呈现出来，其艺术表现是一个创新；考古学家和美术艺术家合作共同讲好湖南史前文明的故事更是一个新的尝试。为了讲好这个故事，康移风团队在考古学家的陪伴下，系统地考察了湖南史前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切身感受远古文明遗风和解读历史密码。
历经十月的孕育，湖南史前文明图卷终于面世了。画卷凝聚了康移风团队的灵动的心智和勤奋的追求。画卷在艺术的形式语言上既保持中华民族书画传统的意韵，又体现现代构成的方式，是他们守正创新的共识，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实践。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个画卷主要是体现湖南的史前历史，并且重点是万年前后人类社会大转折以来的厚重历史。画卷创作轻重把握得很好，很有节奏地成功叙述了这段历史。
解读这段历史需要了解两条历史演进脉络的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狩猎-采集”方式向农耕经济演进脉络
这是人类从被动依赖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向改造自然创造性经济方式的转变。从50万年前津市虎爪山遗存到三四万年前的道县福岩洞的旧石器时代，湖南先民依赖“狩猎-采集”经济繁衍生息。到了2万年前发生了变化。在道县玉蟾岩遗存，发现了最早的水稻。玉蟾岩的水稻距今约14000年，其发现给予人们两点启示：一是显示湖南先民们已经采食野生稻，水稻被拓展为重要的食物资源；二是玉蟾岩古稻兼具籼、粳、野生稻的混合特征，说明人类对野生稻的人为干预，简单人工培护意味着人类最原始的稻作行为的发生和稻作农业的萌芽。玉蟾岩的陶器距今18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陶器之一。玉蟾岩的陶器无疑与玉蟾岩先民食用水稻需求有关。陶器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制造用具而进行的创造性生产行为标志。陶器的制造与水稻的培育成为人类最早开始的改造自然创造性经济方式的重大转变的例证。
洞庭湖平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9000多年以前开始的彭头山文化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典型代表。彭头山遗存的发现在中国和世界稻作农业研究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稻作农业起源最初把眼光盯着印度。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人瓦维洛夫（Vavilov）提出多样化中心-变异中心起源学说，主张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中国水稻由印度传入。中国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以野稻在华南的广泛分布为依据，在1949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的见解。1957年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再次提出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人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中，把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区划在印度阿萨姆-中国云南半月形地带，根据当时印度考古发现的水稻遗存年代没有超出5000年。渡部忠世的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意见，影响学术界的认识。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年前的水稻和农业生产工具骨耜，轰动国内外。人们迅速将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焦点吸引到长江下游地区。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
1988年11月，正式发掘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在遗址出土的陶片中普遍发现了水稻壳痕迹，判断稻壳是作为羼和料有意识拌入陶土。后来经过C14年代测定，遗址距今9000—7800 年。彭头山遗址水稻遗存将水稻的年代提前了1000多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遗存。长江中游稻作起源的研究马上成为全世界学者目光关注的焦点。1995年，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了近万枚彭头山文化的炭化稻米，更加增强了长江中游稻作起源研究的地位。学术界修正以往的认识，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作为稻作起源的中心。
在彭头山遗址发现水稻遗存之后，相继陆续在河南、山东、江苏的淮河、黄河流域的贾湖遗址、顺山集遗址、月庄遗址、西江遗址发现8000年以前的水稻遗存。这些水稻遗存的发现，表明在8000年以前的中国原始稻作农业已经从长江流域向北拓展至华北黄河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迅速的大范围扩展，意味着中国早期原始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稻作农业起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彭头山尽管稻作比较发达了，但是并没有完成栽培稻的彻底驯化。和其他同时期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一样，水稻遗存中混合大量的野生和人工性状的水稻。不同地域不同遗存间表现野生与人工性状水稻的比例不平衡。目前专家分析彭头山文化的人工性状的水稻比例最高，达到了60.00%。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丁家岗遗址、汤家岗遗址、城头山遗址、鸡叫城遗址、孙家岗遗址年代递进的稻作遗存中，人工性状的水稻比例逐渐升高，直到栽培稻驯化的完成。
1997年城头山遗址发现我国最早的6600年前水稻田，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研究史上标志性节点，再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水田旁有人工开凿的水塘、水沟等初步配套的灌溉设施。水稻田代表了水位和种植的控制管理，同时可以保持野生稻和栽培稻一定的空间距离，避免杂交，保障栽培稻性状的延续，纯洁物种，利于栽培稻的驯化。城头山古水稻田和灌溉设施的发现，对稻作农业的起源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城头山遗址原始稻作农业的相对发达，是中国最早的古城在澧阳平原出现的基础，有力地推进了湖南史前社会复杂化的文明进程。
鸡叫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人工性状的水稻达到了87.10%。其早期壕沟发现了80平方米，由平均厚度0.15米的谷糠堆积，根据其密度推算稻谷重量达2.2万斤。鸡叫城稻作农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澧阳平原完成栽培稻驯化的时间大体上可能在孙家岗遗存（肖家屋脊文化）阶段。现代意义上的栽培稻物种的定型大概是在4000多年前。鸡叫城城址规模远大于城头山城址，城墙之外有三道围壕，围壕之间构筑有系统水利设施，意味着完善的稻作农业的建立。鸡叫城遗址揭露出来的五开间的大型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木构建筑，其体量、显赫说明湖南澧阳平原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画卷沿着稻作农业发展的完整过程这一线索，揭示了湖南原始先民经历玉蟾岩野生稻的种植-彭头山原始稻作早期-城头山水田稻作期-鸡叫城稻作农业的建立过程。
第二条主线就是文明起源
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先民们开始了从游猎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转变，出现定居半定居生活方式。从采集-狩猎获取动植物资源时间几乎占据了全年各个季节的大部分时间分析，说明玉蟾岩开始了原始的定居生活。万年以前临澧竹马遗址的台式浅穴房基是澧阳平原自然聚落定居形态的见证。彭头山文化晚期的八十垱围壕聚落形态，表示中心聚落与附从聚落社会格局出现。中心聚落形式的城头山古城表示澧阳平原史前社会进一步复杂化，迈出文明的步伐。具有三道围壕，构筑系统水利设施的鸡叫城古城，以大型木构建筑为征兆，迈入文明的门槛，进入古国时代。
由此可见，湖南史前是一部演进了定居人群——自然聚落——围壕聚落——中心聚落古城—古国的文明演化全过程历史。显然，文明起源与“狩猎-采集”方式向农耕经济发展脉络息息相关，并以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发展为坚实基础。
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却发生社会分化，阶级对立逐渐加剧，促进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不可逆转地推动国家文明的形成。宗教则是史前文明起源的催化剂和润滑剂。史前生产力比较低，原始宗教力量是相当大的。原始宗教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能提供意识形态的精神基础，文明形成也会很困难。宗教推进文明的联系纽带就是神权到王权的转化。从神权到王权，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和湘江流域的千家坪遗址及洞庭湖平原的汤家岗遗址、丁家岗遗址、城头山遗址的原始宗教意识是重要的媒介。尤其高庙遗址和千家坪遗址盛行的陶器装饰艺术对中国的史前文明乃至此后的中国精神思想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庙遗址和千家坪遗址直线距离300多公里，其间被雪峰山与南岭系太阳山的崇山峻岭、资江水系相隔。两个遗址的年代大体同时，千家坪遗址C14数据更为充分。在6800-7800年的地层均出土丰富的令人惊叹精美繁缛、神秘诡谲装饰图案的陶器。尤其是白陶的装饰艺术引人注目。由刻画、剔刺、戳印篦点手法装饰多种组合纹样，最具代表者为形态各异的羽翅鸟纹、獠牙兽面纹、八角星纹，太阳、神山、天梯主题图像以及平行带状纹、连线波折纹、连续梯形纹和垂幛纹、少量的圈点纹辅助图纹。遗址的发掘者均将他们统称为“高庙文化”，分别称“高庙类型”和“千家坪类型”。两个类型的陶器图案内容风格大体上是一样的，但仍然有一些细小差别需要区别叙述，更有益于深入探索远古先民的科学成就。例如千家坪遗址一件白陶杯（T3GI②：63），外底饰由中心点向周围辐射条文，围绕中心点有两道圆圈纹，更有意思的是明确标记出一个十字架坐标。该坐标辐射纹图案应该是对立杆测影观察阳光的描述。坐标四向代表东南西北的指向。这个图案反映了千家坪先民具有建杆立影定向的技能。这是日晷的最原始的功能。建杆立影定向与千家坪采集-狩猎生产行为需求是吻合的。类似的图案有四件，只发现于千家坪类型，不见于高庙类型。其原因可能是二者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差异所致。相对位于雪峰山区深山河谷的高庙遗址，生活在开阔的低丘丘陵环境的千家坪先民观察每天的阳光变化会更加充分。原始日晷传入原始农耕地区，伴随着农时的需求，势将演化成观测两分两至、四时节气的天文历法的真正的日晷。
以白陶为主导的精美的陶器装饰艺术反映高庙遗址和千家坪遗址先民们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太阳为核心的神鸟神兽的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表现了独自的神话叙述体系和独特的原始宗教观念。太阳、獠牙兽面、通天的神山、天梯都象征神灵的力量和权威，是对神权的推崇。这种神权演化到汤家岗文化的白陶上，图案更为抽象化、变幻莫测，进一步强化了自然神灵崇拜的神秘感。丁家岗遗址普遍的原始宗教遗存、城头山城墙奠基人殉和祭坛，无不诉说不断加强神灵崇拜的权威。随着神权的不断强化，神权与人权的聚合便诞生了王权。当神权转移到了王权，便完成了向文明的转化，形成中国史前文明。高庙类型和千家坪类型为澧阳平原文明的形成铺设牢固的精神基石。八角星纹、太阳纹、獠牙兽面纹、神鸟纹成为中国传统图案的重要元素，在我国史前考古文化中如浙江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安徽凌家滩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上海崧泽文化、江苏龙虬庄文化、陕西仰韶文化、辽宁小河沿文化广为流传，为中国史前文明的形成同样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紧紧地抓住湖南史前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脉络主线，通过中国画艺术语言，笔墨幻化，粗润互染，完整地展现了湖南远古波澜壮阔的社会转折历程。成为考古学家与美术家合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精品。期待考古人的勇气与画家的灵气的融合，创作更多精妙的传世作品。
（作者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