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会宁祖河修桥19座
左宗棠一生崇尚儒家圣人的行仁义、施王道，无论一介农夫时在家乡柳庄施药救民，还是身为封疆大吏统兵一方时安抚百姓，都以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为念。他主张的施王道就是孟子的施仁政。整修陕甘驿道是他西征的又一个仁政。
（以上图片来源 甘肃经济报 ）
沿陕甘大道，从西安至兰州，是明朝关中通甘肃的主要驿道，清代称为兰州官路。《甘肃公路交通史》载，自静宁界石铺至会宁县城东，河沟弯曲，俗称“七十二道脚不干”。原路不能利用，修筑新路43里，修桥19座。会宁有两座桥有左宗棠的亲笔题字，一座在青江驿东侧倒回沟，题名“利济桥”;另一座在青江驿西尚家湾，题名“履顺桥”。由楚军中路统领李良穆督兵筑修。
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左宗棠安定大营行军大帐，收复新疆的军事谋划已经形成，大军出关指日可待，对部将周绍濂关于陕甘驿道会宁县厉河一段修桥和改道筑路的汇报，他回想起无数仁人志士和黎民百姓涉水渡河，险象环生的艰难，想起23年前林则徐在湘江船上的谆谆嘱托，略加思考后，挥毫题写“利济桥”“履顺桥”，并撰写碑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初五，光绪进士，晚清文献学家叶昌炽从会宁县城出发至青江驿住宿，他在《缘督庐日记钞》这样描述青江驿，“驿门内有三碑，扪而读之，皆非为建驿而设。一记荆楚会馆事，其一为利济、履顺两桥记，左文襄撰。”同年十月，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途经会宁，他在《河海昆仑》中对碑文书法颇为欣赏，“初八日，晴。辰初起，辰未行，四十五里至高家堡，午饭。饭后行五十里，住青家驿行台。将至青家驿，十里内有坡，折向东过涧，复转向西，即倒回沟也，西来第一奇险也。行馆为李良穆军门建，左相有碑记湘军周绍濂修路筑桥缘起，楷书学颜惜未拓得，碑文深厚沉细，正宗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安徽人方希孟作为伊犁将军长庚幕府宾二次出关，他在《西征续录》中对利济、履顺桥碑记部分内容这样记载，“二十二日，四十五里至青家驿尖。近驿十里有石桥二，左文襄撰记刻石云:‘驿东七里许有水曰倒回沟，迤西三里许有水曰尚家湾。记名提督周绍濂从余转战来甘，驻军于此。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督其营员李提督良穆于两处各创一桥，并筹垦荒田，为永远修桥之费。桥成，为之赐名，倒回沟曰利济，尚家湾曰履顺。是年十一月立石。’”
这是目前收集到的唯一碑文记载，共98字，碑文中“筹恳荒田，为永远修桥之费”引起人们永远的思索，其意远不仅修桥也。
袁大化在《辛亥抚新纪程》中对碑记中桥的规模和石碑地点记录更为详细，“青家驿行台，全楚会馆旧基，李提督良穆等请改建行馆。又于迤东五里倒回沟，修利济桥，长十二丈有奇，宽三丈余。迤西三里尚家湾，修履顺桥长十六丈有奇，宽二丈余。左文襄公刻石记其事，碑在行馆大门西偏。”此后，随着斗转星移，世事沧桑，石碑消失在岁月长河中，不知所终。
青家驿行馆至今尚有残墙，西门前黄土夯筑照壁基本完整。1910年2月11日，澳大利亚人莫理循途经青家驿，留下4张珍贵照片资料。2月份的西北春寒料峭，一片荒凉，青家驿行馆一老二少三位马夫已套好马车，那是一辆由前后三匹马拉的木轮篷车。另一幅照片，一位头戴皮帽，身穿棉袍的人站在院内，貌似官差，旁边有两匹配好马鞍的白马，准备出发。驿馆房子为土坯房，屋面是当地常见的小青瓦，另外两张拍摄于祖河沟底。
董家沟桥、白家沟桥、黑耶沟桥、古城子沟桥四座桥是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平庆泾固道台魏光焘率所部屯军修建，左宗棠想起五年前骑马走过会宁县祖河谷的艰险和乱后荒凉，对维修陕甘驿道颇感满意，欣然命名为平政桥，并亲自撰写《平政桥碑记》，魏光焘书。兹录原碑文如下:
逾陇而西，道出会宁，由县东张陈(城)堡至古城翟家所，为车道所经。山冈逶迤，中惟坑堑，车行必于两山之峡。水从东来，入于峡中，左旋右薄，一里数曲。前车蓦坡，后车涉涧，盘折迂回，七十二曲，陟则为涂，降则为川。每夏秋山水骤发，泛滥汹涌，遇其冲激，摧折立致，叫号神明，末由挽救。冬春冰凌欲解，轮蹄滑，寸进尺退，一日之间数见倾陷，行者苦之。
邵阳魏君光焘备兵平、庆、泾、固，巡视斯道，良用恻然。请于余，率所部屯军循山凿石，栟去廉利，填塞洼坎，起翟家所，讫张陈(城)堡，于旧路北别开新路二十余里。又于董家沟、白家沟、古城子沟野水通川处建大桥三，黑耶沟建小桥一。尽岁俸所入以充用，率所部将士千数百人就工作，昼夜罔间。经始今年闰月又五，凡五阅月而功成。余闻而嘉之，命其桥曰平政，并为之记。
客有谓余曰:孟子平政之说，就役民言也。会宁之治道建桥，所役者军，公以此义当之，有说乎?余曰:惟其时耳。凡厥庶民修桥治道，力役有征，农隙为之，其常经也。若夫役不可已而民力不足举之，商旅俱病，又适当征调络绎，军书旁午，驿传攸经，而乃脱辐没踝，灾及行役，将若之何?会宁乱后，遗黎仅存。魏君慨民力之艰，不得已以屯军代役之，其恤民也。役师人之力修桥治道，师人欣然，如营其私，事以速蒇，军不知劳，其兵民之杂处相安抑可知矣。桥修道治，会宁休息有年，丁男蕃衍，足任斯役，异时缮其坍圮，补其缺坏，有不待催呼而自亟者，追维始事之功不益晓然平政之义矣哉!
襄是役者:总兵郑君连拔，副将杨君玉兴，副将武君万才，参将邓君高魁，例得并书。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记。修桥立碑时间距左宗棠发布新建陕甘新大道(“左公大道”)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仅两年时间。
清末同治年是陕甘不堪回首的十年，战乱后土地荒芜，人烟稀少。会宁进士刘庆笃、举人张济川编《会宁县志续编》记载，清道光时，会宁人口29.6万人，同治后锐减为4.8万人。
碑记对“魏君慨民力之艰，不得已以屯军代役之”予以肯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左宗棠珍惜民力的恤民情怀，并嘱托，待会宁休养生息之后，自会承担修缮责任，可谓语重心长。据有关史料记载，左宗棠军中文书大多亲力亲为，从不假人之手，留在会宁两篇碑文，应为文襄公亲撰。从碑文中“记名提督周绍濂从余转战来甘”和“请于余”等文字来看，属于左宗棠亲撰口吻。从两块碑记上的时间信息看出，陕甘驿道会宁祖河一段修桥筑路，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到光绪三年(1876年)至少持续了四年时间。
清静宁泾州知州，江西婺源程履丰撰写《会宁县平政桥颂并序》称赞魏光焘，“会宁非公所辖也，而修桥治道无畛域之分，其政之平，益可想见。”“仁治兼济，兆民赖之。”陕甘驿道上的会宁祖河因行路艰险刻进碑文，又因左宗棠修桥最多载入史册。
左宗棠深知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面对会宁乱后民生凋敝、积贫积弱，非常注意珍惜民力、休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不愿添加老百姓任何负担。兴办战后公益事业，或由兵士代役，或由官方出资，或由将帅捐银，在楚军营成为传统。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在会宁县令许茂光禀指拨荒绝地亩筹办养济孤贫及义学田亩由批示，“……所需耕畜十头，价银约在二百余两，该署令已捐廉六十两为之倡。惟初复地方，遗黎甫聚，令其捐资采办，诚虑力有未逮。已饬解耕马三十头交该县领收，转发贫农，……该署令尽，可于此项耕马内拨给，毋庸另派民户捐输。”维修兰州城垣，建兰州忠烈祠，兴办兰山书院等公益事业，他都带头从自己俸银中捐出，在他的倡导下，楚军中营记名提督李良穆在会宁县城购买房屋新建楚军中营昭忠祠，所需费用由李良穆捐赠。李良穆“以书来请，曰愿有记”。左宗棠于光绪元年(1875年)撰《会宁新建楚军中营昭忠祠记》曰，“……事定功成，怀思忠义，春秋裸薦，俎豆莘莘。”并题写对联，“百战树功名，跃马横戈，豺虎丛中争效命;千秋怀义烈，刑牲击鼓，麒麟冢畔与招魂。”
左宗棠大军在会宁期间，不光留下了2万多株青青杨柳、19座桥梁、三篇碑记、一条大道，而且还在行军练兵、筑路植树之余，在军营大帐中据案挥毫，留下了大量的翰墨书法瑰宝，至今在会宁博物馆珍藏着他的书法对联:“已放游丝高百尺，更邀明月作三人”。让一方苦寒的地方得到绿荫护佑的同时，也让几代饥渴的人心得到文墨的润泽。
在会宁翟家所凤凰仙山上的庙宇中，我们找到了平政桥碑记石碑，这是一块残碑，共剩77字。残碑上刻有“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营务处二品按察使”等字样。站在庙宇山上，祖河蜿蜒曲折，七拐八弯，逶迤西去，黑耶沟就在东面山脚下，按照碑文记载，沿祖河向西，找到了董家沟桥遗址，这是一座黄土夯筑的土桥，残桥宽约4米，东西两头残长都在3米左右，中间被岁月洪水冲断。夕阳之下，西风猎猎，依稀可见筑路大军用简陋的工具搬石运土，夯土筑桥。古桥南10米开外，有建国后60年代修建成的砖砌桥梁，再向南有建于民国时期的较大土桥残迹。顶部新修的国道312线大桥凌空而过，四座不同的大桥，每座相隔五十年时空，但都选址同一河沟。
会宁从清代开始
历经民国新中国150年三个历史阶段的四座桥梁在地图上找不到地名的
翟家所镇观音村祖河董家沟如约相会聚集一谷
讲述中国最鲜活的造桥故事四座桥梁齐声回答了一个来自两千年前的
孟子之问
何为平政
魏光焘，湖南隆田人，早年隶属于左宗棠部，与李鸿章、张之洞同为晚清政府重臣，系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人物之一魏源的族侄孙，左宗棠与魏源交游，深受其影响。历史把魏光焘的名字深深镌刻在会宁石碑上，牢牢筑到祖河桥梁中，至今闪烁着彩虹一样的光环。
他在华家岭下新添一堡
发源于华家岭的厉河是会宁黄河流域唯一的甜水河，距离一百五十年前陕甘驿道会宁县城仅20里，这里集中居住着3300余户回民同胞，是会宁唯一的回族乡。乡镇的名字来源于一百五十年前，这是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鲜明符号，明代以来设置的新添铺，再新添一堡。
我们穿越历史时空，走进一百五十年前岁月。回族同胞在清代绵延十余年的变乱中，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故乡产业早已毁灭殆尽，沦为流民。抚绥与安置，居住与生产等等民生成为左宗棠苦心经营的战略。《左文襄公在西北》载，陕西回民在事变之前有七八十万。自事变发生，有的死于兵，有的死于饥，有的死于疫，剩下十分之一二。剩下的十分之一二中，只有二三万还留在西安省城，其余五六万流亡于宁灵和河湟等地。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稿中写道:“陕甘频年兵燹，子遗仅存，往往数百、数十里人烟断绝。新复之地，非表给牛种、赈粮，则垂毙之民势将尽填沟壑。各省克复一郡县，收一处丁粮厘税;甘肃克复一郡县，即发一处牛种、赈粮，非是则有土无民，朝廷亦安用此疆土。”(奏稿四十卷)他向朝廷坚定陈述，“陕甘则衅由内作,汉回皆是土著,散遣无归,非先筹安插之地,给以牲畜籽种不可。未安插之先,又非酌遗口粮不可。”(奏稿二十八卷)三个“非”字表明他对战乱之后流民安置的毋庸置疑态度。
《清史稿·左宗棠传》载，“(左宗棠)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左宗棠决定，在甘肃选择有水有草，土地肥沃，河流平原相间，交通便利的地方安顿回民同胞。固原陕回数千人安顿在平凉大岔沟一带，金积堡陕回一万余人，安顿在平凉化平川一带，河州陕回一万多人安顿在平凉、静宁、会宁和安定等处。
他亲自制定了地方选择标准。“一要荒绝地亩，有水可资灌溉;二要自成一个片段，可使聚族可居，不和汉民相杂;三要是一片平原，没有多大的山河之险，距离大道不过远，又不过近，可便管理。”有一些甘肃人士官吏反对推托，称左宗棠“左阿浑”，他不畏谗言，不惧诽谤，力排众议，以“湘上农人”的情怀考虑了定居后面临生产生活一系列困难。“一是每户匀给荒绝地亩，并匀给房屋、窑洞;二是每户拨给种籽和耕牛、农具。”在迁徙时又规定，沿途由地方官接送保护，禁止土劣吓诈，并为此斩杀了几个土劣。
对于迁徙途中口粮、住宿等细微事宜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作了考虑。大口每日给行粮八两或一斤，小口每日给行粮五两或半斤;随带骡马，也按日发给草料。并郑重吩咐，麦面、小米、扁豆都好，但没有去壳是不行的。到达后，对于极贫之户，另照给赈率程，大口每日给半斤，小口每日给五两。经过宿站，应找窑洞安置，并供给柴薪。原是一家，当时分散各处的，听他们归并一处完聚。这种殚精竭虑，用事精微，严丝合缝，一丝不苟的方案运筹，令后世无数官方大吏思考政务、制定政策时或汗颜不已，或奉为圭臬。
这是一个最具智慧的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左宗棠方案面对老百姓
现实苦难 生存困境
具体生动诠释了
西征文告宣言
使者用兵 仁义节制何为仁义?何为节制?
在一碗米换不来一碗水的会宁，源自华家岭的厉河是唯一的一股甜水，厉河河谷是唯一有水有草的地方，华家岭厉河流域的新添堡沙家湾成了唯一符合安置条件的地方。
同治八年(1869年)腊月十六，左宗棠在平凉大营写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说，“能救一命即一功德……”“自入关陇以来，首以赈抚为急。吾不欲令吾目中见一饿毙之人，吾耳中闻一饿毙之事。”华家岭下唯一的甜水河谷是会宁境内唯一符合安顿条件的风水宝地。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宗棠给朝廷《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对安置回民做了具体详尽部署，“迁陕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三十七名口于会宁姚王家、曲家口。”又载，“而今岁春夏之交，雨泽早降，夏收最稔，秋稼亦卜丰登，士民佥称实十数年来所未有，尤为意外之幸。”(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册259页)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说着陕西方言，扶老携幼，赶着牲畜，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从河州出发渡过黄河，翻越车道岭，越过青岚山，沿陕甘驿道一路向东，浩浩荡荡来到厉河河谷，筑堡安家，聚族而居。从此以后，华家岭下新添一堡，自成一乡。
在这次大安置中，兵备道李耀南率兵驻会宁，将陕甘几千回民安置在会宁华家岭以北沙家湾水草丰美的地方。并帮助箍窑、修路、开荒垦田，重建家园。
安置费用在本已捉襟见肘的军费和他的俸银中开支。而他年逾花甲，一直在军帐中居住，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生活。《左文襄公在西北》描述，他常常一件布袍，据着一张白木板桌，尽管外面大风、大雪、大雨，尽管在暗淡的光线下，他仍气定神闲地料理军书。西北的苦咸水让这位来自南方的老人苦不堪言，身体每况愈下，安定兵营中还有一些南方士卒因为受不了西北严酷的冬天而出逃甚至哗变。同治八年(1869年)腊月十六，他在平凉大营写给儿子孝威家信中说，“吾近来腹泻仍如常，每日一二次，三次四次，五六七八次不等，脾阳虚极，肾气耗竭，心血用尽。”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二日夜，左宗棠在安定大营给儿子孝威家书最后写道，“吾腹泻如常，幸尚耐苦。活一日，办一日事，尽一日心而已。”在闰月十六日夜家书中又说，“西事败坏至极，吾以一身承其敞，任其难，万无退避之理，尽其心力所能到者为之。近时颇多不谅者，然直道自在人心，听之而已。”同治十一年(1872年)寒冬腊月，他还在安定大营接见回族首领马桂源，留陕补用副将崇志。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写给四个儿子信中说，“我年俞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断不能生出玉门矣。”他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烈士暮年的忠诚与悲壮，坚贞与不屈，让人为之动容，深受震撼。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让他独木难支，身心交瘁。
兰州道蒋凝学见他年已六十一岁，和士卒一样住在安定大营的行军帐篷，遂上书劝他住兰州总督衙门。他在批文中说:“该道禀请移节省垣，自是体念衰躯之意，惟念前敌诸军，冒雪履冰袒臂鏖战。本爵大臣，运筹中阃，斗帐虽寒，犹愈士卒之苦也，所请应作罢论。”他最宠爱的大儿子孝威到安定省亲，也教他同住营帐，草拟行军文稿。西北夜风吹入帐篷，儿子受寒致病，以后回家，因这病根，就此不起，从安定大营家第二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竞病卒家中，年27岁。左宗棠察知细情，只好徒挥老泪。
他把身体的老迈衰弱深藏心中，只是在家书中向亲人做些倾诉，在同僚和兵士面前，他又是另外一种形象。光绪举人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对左宗棠这样形象鲜活地描述，“公刚寒强毅，耄年精力不衰。虽兵间积苦，未尝以况瘁形于词色。在边塞苦寒，穹庐积霰，高与身等，公拥缁布絮裘，据白木案，手披图籍，口授方略，自晨至于日中昃，矻矻不少休。军事旁午，官书山积，亦必一一省治。最下裨校寸简尺牍，皆手自批答。待将士不尚权术，惟以诚信相感孚，然贪夫悍卒，亦善驾驭。”
秦翰才辑录《左宗棠逸事汇编》左文襄公诔词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自入关，即发民寒衣，甘、凉发至十万之多。公每发新营帐，令缴旧。乃以其布作寒衣，即棚筋布条亦令军士织屦，给无屦者。”“公转战处，民皆立生祠。”正所谓爱民者民恒爱之。
左宗棠从开始征战就把善待当地百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方针，一直坚决执行。部将刘绵棠、张曜等进入新疆后，他严肃告诫前线将领，“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若能以王土王民为念，则南八城易服而易守矣。”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之战爆发，七十四岁的左宗棠再次赴边督军，镇南关大捷后，清政府下达“乘胜即收”的命令，并派李鸿章议和，使得此战中国不败而败。六月九日《中法条约》签订后，左宗棠忧愤成疾，三个月后的九月五日，带着不甘和遗憾离世。他在福州行辕口述遗疏，“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渥蒙皇太后、皇上恩礼之隆，叩辞阙廷，甫及一载，竟无由再觐天颜。犬马之报，犹待来生。禽鸟之鸣，哀则将死!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求之今日而不可!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且物产富饶，自然之利，不可因循废弃。臣以为台湾建为行省，以求大治。历次与洋夷交战，我之失利，多失于海上。伏愿皇太后、皇上专设海防大臣，全权管理海军事务，驻扎长江，南控闽越，北卫畿辅。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事之本，尤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这篇核心内容只有二百多字的遗折字字扎心，句句忠诚，其远见卓识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令人潸然泪下。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强国之梦的无限眷恋，让人振聋发聩。
一代巨星，就此陨落。
一个月后，十月十二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命刘铭传为台湾巡抚。
战乱之后，百劫余生，厉河之畔，华家岭下，山水丰茂，新添之堡，左公遗爱，幸甚至哉!
让我们用心记住这些史书或碑文记载的，在会宁留下足迹的湘军楚军将领，从而厚植为民情怀，汲取磅礴力量，化为使命担当。平庆泾固化兵备道魏光焘，记名提督周绍濂，楚军中路总领李良穆，楚军右路总兵徐文秀，总兵官郑连拔，副将杨玉兴、武万才，参将邓高魁，兵备道李耀南，山西按察使陈湜，北路总兵黄鼎，提督刘明灯，还有无数或在祖厉河谷筑路修桥，或在华家岭种杨植柳，或在青家驿、翟家所修建驿馆的没有留下姓名的湖湘子弟。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修桥，后人过河。中华民族是一个饱含诗意的民族，炎黄子孙唱着诗经风一般从远古走来，“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汉代郑玄云:“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唐唐代刘禹锡有诗曰，“从发坡头向东望，春风处处有甘棠，闻说天台有遗爱，人将琪树比甘棠”。李白写诗:“爱此如甘棠，谁云敢攀折。”在荒凉的大西北，把左公柳比作甘棠，一点也不为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武威军各营频年种树碑记》曰:“树木亦得树人之道。”“万物本乾坤钟毓，而成之在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华家岭南风中至今飘着浓浓湖湘口音“左公所植，勿剪勿伐”，不在苍茫群山久久回荡，一直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山谷回应 云海回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本文作者：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