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凡溪
一
沧浪之水浩浩汤汤，屈子的精魂涤荡千年绵延不绝。生前身后，行文为人，屈原在湖湘大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也因了这片土地的青山碧水和父老乡亲，他的名字和诗作得以永久传唱。《九歌》《九章》《离骚》《天问》《渔父》《招魂》，这些文学史上的千古名篇却险些随着他的纵身一跃沉入历史的江底。他可谓是中华第一个以文学著作闻名于世的作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可在那个兵荒马乱、一扫六合的时代，屈原在殉楚的那一刻不过是一个悲愤而孤独的野地遗老，败军之将，亡国之臣，其人为其忠信一生的楚国的贵族所不容，更遭后来问鼎天下的秦朝统治者忌恨。
先秦乃至秦汉之际的典籍中，根本找不到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载。可沅湘地区的百姓却深深纪念着这位故国的三闾大夫，屈原的作品在湖南民间得到保存和流传。直到汉文帝时，另一位“忧谗畏讥，去国怀乡”的名士贾谊谪居于长沙，见闻屈原的作品和传说，感怀己身，一篇《吊屈原赋》落笔传世，屈原之名、《楚辞》之文方得昭见天下，乃至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流之一。闻一多曾言，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历史终不负他的文才、品性和对湘楚人民的热爱。
屈原并非湖南人，他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彼时的湖南蛮荒一片，楚国的核心和繁华地带，均位于以湖北为主的荆楚大地，“湘楚”之域几乎不具备多少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和价值。若非“忠而被谤”，遭遇贬谪流放，屈原或许不会在湖南留下足迹和诗文。湖南的文化史上，屈原是留下姓名的第一人，也是因贬谪而落脚湖南的中国众多文化名人中的第一位，这“首当其冲”的不幸让屈原的后半生处于流离与孤苦之中，但却成为了湖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大幸。
据学界考证，屈原传世的作品共有26篇，有24篇均为在湖南写就。若是没有谪居蛮荒之湘的经历，屈原是否会以中国第一个文学名家的身份名垂青史也许要成为一个话题。假使屈原的一生能一帆风顺而施展盛世之才，其作品的面貌与如今传世的《楚辞》也必将迥异，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是否能像其既定的模样充满格局与魅力，或许也会要打上问号。
猜测无可证实，历史已成定论，贬谪湖南的经历对屈原而言是人生重大的罹难，却开启了湖南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篇章。屈原因贬谪来到湖南，湖南因屈原的贬谪而开始拥有了文化，以“贬谪文化”来为古代湖南的文化基调命名，是贴切而合理的。
屈原开启了中国诗文“穷而后工”的传统，也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香草美人”的格调与追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意象，“香草美人”的形象流传千古，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美学和思想价值。这一高洁美好的形象，由处于贬谪流离中的屈原而缔造，其本身就具备了足够的艺术张力。须知蛮荒时代的湖南，遍地的灌木与泥潭，人迹罕至，贫困落后，而屈原孑然一身，举目四望，苍茫大地间，何来香草与美人?于是“香草美人”的意象，成为了中国式浪漫主义的发轫，她诞生于穷困之间，成为屈原的精神自喻与人格追求。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中，“香草美人”是其赖以自足的光亮与慰藉，也是以身作则的不朽创造。蛮荒之地本没有香草，修德自持，我德即为香草;混浊之世遑论美人，洁身自好，我身即为美人。屈原对“香草美人”的坚守让他自己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道德标准，也让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拥有了庄严和自省的底色。
因为“香草美人”的传统，中国式浪漫始终承载着一份理想与责任，始终是处于困境中的志士们的食粮与武器。自贬谪中的屈原而始，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有了高尚和不屈的基因，屈原的“香草美人”和由他开启的湖南“贬谪文化”，也自此成为湖南精神的不竭源泉，影响着屈原之后的一代代知识分子。
二
屈原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列国时代，群雄纷争，士大夫各侍其主。彼时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还未形成，而屈原的殉国正是在四海归一的前夕。屈原所殉的是其侍奉的楚国，在今天看来，也只是中华民族在战国时期众诸侯国的其中之一。即便如此，屈原仍作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千古流芳。
自秦而始，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人心所向的主流政治形态，在总体稳定的朝代历史中，屈原之后，和平年代的中国士大夫便无需以沉江殉国的形式鉴心明志了。然而贬谪依然存在且屡见不鲜，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士大夫仕途的起落浮沉系于帝王一念，派系间的政治斗争无处不在，得意者平步青云，失意人去国怀乡。
在以中原地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古代中国，湖南长期以来仍属于边远而落后的“荆蛮之地”。既是罹罪而谪，自然远离国都，行于僻壤。由此，湖南在中古时期始终是贬谪发配的“热门”去处，众多士大夫于仕途受挫之后谪迁于此，湖湘履历多半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低谷。但却正因为这些士大夫的遭际，在“穷而后工”传统的浸淫中，许多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在落寞孤苦中反而练就了他们的传世之作。贬谪至湖南的大家名士以及因他们的为人为文而形成的“贬谪文化”，无意间让湖南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福地。
以贾谊谪居长沙而始，太傅发掘并传承了屈原的星火，也使自己以“屈贾”并称之名成为了湖南“贬谪文化”渊源。唐宋是中国诗文的顶峰，也是在这一时期，湖南因贬谪至此的诗文名士迎来了文学繁荣的盛世。
盛唐诗人王昌龄被贬于怀化洪江，彼时的洪江名为龙标县。王昌龄的挚友、大诗人李白感怀友人际遇，写下一篇如今因中学课本而家喻户晓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生颠沛流离的“诗圣”杜甫于晚年流落湖湘，贫病凄苦中仍吟就雄浑沉郁的名篇《登岳阳楼》，长沙湘江河东岸也有为纪念他而修建的杜甫江阁;“诗豪”刘禹锡谪居朗州(今湖南常德)达十年之久，其短文名篇《陋室铭》，表达了他于逆境之中“惟吾德馨”的高洁志行;与刘禹锡并称“刘柳”的文章大家柳宗元，在政治革新失败后发配永州十年，这十年成为其创作的黄金时期，除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其文集《柳河东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均创作于永州;北宋大学士苏轼的弟子秦观均有被贬湖南的遭际。以及文名虽不及上述名家，但因范仲淹为其著文《岳阳楼记》而千古留名的滕子京，于“谪守巴陵郡”任上“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为湖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贬谪而来的文人士大夫都不是湘籍人士，但古代湖南却正是因为这群有着济世之才但落魄于此的能人志士，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印记，且一步步摆脱蛮荒之态，实现了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贬谪之前他们许多也都曾是翻云覆雨的国之重臣，面对身份与权力的巨大落差，他们却从未自暴自弃，恣肆沉沦，而是于公堂之上恪尽职守，寓所之内修身养性，行于湖湘山川之间，体察万物，沉吟自省。
失意士大夫顾影自怜、释郁伤怀乃至怨忿牢骚之作自古泛滥，但诞生于湖湘这片土地的诗文，却多有一股奋发或超然的旷达之气，若非知人论世，几乎难以察觉这是贬谪之人所作。“香草美人”的寄寓与操守，始终存在于他们胸中，让他们于困顿中仍保有豁达释然的心境，让他们永不放弃对德行合一的追求和对土地与黎民的热爱。有了他们，湖南不再是化外之境，反而因其自身的淳朴、刚毅和这些“香草美人”的滋养，形成了颇为稳固，且独具特色的地域精神。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湖湘文化底蕴逐渐成形，给予湖湘大地内在的生机与动力。这份生机和动力经过长久的沉淀和发展，也终于迎来了其大放异彩的时刻，在近现代中国，成为反哺中国文化的一股汹涌浪潮。
三
历经数千年的积累，湖南山水养育的勤恳、务实、霸蛮的湖南人本性，与长久以来由谪迁士大夫带来的“贬谪文化”融会贯通，加之明清两朝大量人口迁入湖南地区，湖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为湖南本土人才的涌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晚清鸦片战争前夕，湖南已有如陶澍、魏源等著名学者倡导和践行“经世致用”与“开眼看世界”的先进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声;而鸦片战争爆发后，稳固千年之久的中华民族一夕之间沦落至生死存亡之际，时局如同复现了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中国被卷入世界这个更大的斗兽场，于弱肉强食之中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救亡图存之路。
乱世之中，积淀已久的湖南人终于爆发，随着“湘军三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登上历史舞台，湘籍人才如井喷般接踵而至。维新领袖谭嗣同、唐才常，民主革命先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蔡锷，以及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并在觉醒年代最终点燃了燎原全中国的红色之火的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数不胜数的湘籍革命志士，扭转和塑造了近现代中国的国运。最早传颂和纪念屈原的湖南人终于成为屈原精神和志趣最得力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以古老而坚韧的民族之魂缔造了崭新的中国与世界。
如今的湖南，早已和“贬谪”二字无关，但传承下来的于困境中坚守“香草美人”的精神，已深深刻在了湖南的基因之中。今天的湖南飞速发展，远古的蛮荒早已无可见闻，但我们仍能从这片土地上的不少角落窥见屈子的忠实信徒对古典“香草美人”的追忆和景仰。
这些“香草美人”们行吟过的地方许多如今都已成为游人如织的繁华之地，或是以新的方式呈现供人们瞻仰或传唱。屈原吟咏《天问》的桃花江畔已是漫山的竹海。上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黎锦晖曾谱曲《桃花江是美人窝》，让“香草美人”随着旋律荡漾在大江南北;喧闹太平街一隅的贾谊故居于闹市自得其中，来来往往的脚步驱散了太傅当年的落寞和孤独;洞庭湖畔屹立千年的岳阳楼，于浩瀚云梦间氤氲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永恒回响。
湖南众多的自然景观园区，或有心或天成，其意趣多暗合着“曲径通幽”“豁然开朗”之感，也莫不是千百年前谪居于此的士大夫们身与心的漫游之旅。人们回味一间间陋室幽居，一道道溪流山谷，与古人心神相通，悲戚与共。人一生总有那么一些时期，遭遇命运或大或小的“贬谪”，这样的处境中，各人也需各人的“香草美人”相伴，以自适之心百折不挠，抵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柳暗花明。
日行千万里的时代，万事万物都被速度裹挟，“古典”很多时候似乎成为“过时”的代名词。可再快的速度也要落入时间的尺度，最迅疾的光一旦与年组合成单位，其所代表的旅程也变得遥远而浩瀚。
今天遍行于世的芜杂转瞬即成过眼云烟，古典却从未停止过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脚步，一切现时的纷繁缭乱也总有一部分精华会在未来成为进一步壮大的古典的一部分。如同自屈原而始的“香草美人”，在世事变迁中不断演绎出新的姿态，而于尘埃落定之后凝结成新一代人的古典。那些继承屈原遗志的文人士大夫，也多为其时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在潮起潮落之后留下永恒的光明。
任何时代都需要“香草美人”的执着与坚守，因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执着而坚守着的人们，也许屈原沉江之时满怀怨忿与孤独，但屈原之后的“香草美人”们，便有了先辈的事迹与诗文作伴，于长夜中守护微茫的希望。远离了士大夫阶层的今天，“香草美人”也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她属于每一个心怀善良、自省与勇气的人，以古典的君子之道抵御物欲横流的浮生万象，与屈原和屈原之后的众多先贤并行。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在“德馨为香草，身洁即美人”的信念中，让灵魂于漫长的岁月里收获磐石一般的丰满和宁静。
